文／ 張靜慧 圖／公共電視提供
「他已經死了，還要摘走他的器官？我不會讓你們碰他的！」公視連續劇《生死接線員》探討器官移植議題，死亡的迫切、家屬的掙扎、醫護人員的付出，在在令人動容。
一個垂危的生命，因為另一個人無私的大愛而得到重生，這過程中的靈魂人物便是器官捐贈移植協調師。《康健》特別訪問擔任該劇技術顧問的資深器官捐贈移植協調師謝佳恩，藉由他的經驗與體會，一起思考生死難題。
彰化秀傳醫院距離彰化基督教醫院只要10分鐘車程，然而對謝佳恩來說，這次這段路卻無比漫長、艱難，情緒緊繃。
謝佳恩是彰化基督教醫院肝臟移植外科專科護理師暨器官捐贈移植協調師，他曾遇過一位年輕女性，騎機車時不幸被酒駕駕駛撞，送到秀傳醫院救治後仍呈現腦死狀態，家屬同意捐贈器官，他去秀傳將病人接回彰基，「從秀傳的加護病房經救護車轉送，到彰基加護病房，短短的路程病情快速變化，差點沒有血壓，緊急施打強心針，穩定血壓、心跳，」多年後，謝佳恩依舊印象深刻。
這位捐贈者也是護理師，健康時就表達過萬一有一天遭遇不幸，願意捐贈器官，遺愛人間。
她發生車禍後，除了腦部嚴重受傷外，也合併右肝破裂。為了完成捐贈者與家屬的心願，醫師切除破裂的右肝，將左肝順利移植給一位肝硬化的病人，並捐贈兩顆腎臟，一共讓3位病患重獲新生。
一天排尿1萬c.c.，照顧垂危病人是大挑戰
「照顧一位瀕臨腦死、正走向死亡的病人，遠比照顧一般病人困難，」謝佳恩說。
腦部會分泌許多荷爾蒙，其中一種稱為「抗利尿激素」，當身體水分不足（例如運動時排汗過多），這種激素就會控管腎臟，將水分留在血管內，尿液因此會變黃、變濃、變少。
但腦死的病人因腦幹已死亡，無法分泌抗利尿激素，會出現尿崩症，一天排尿可能多達1萬c.c.，造成缺水性低血壓及電解質嚴重不平衡，必須連續監測患者的狀況、適時補充電解質及抗利尿激素。
「好好照顧邁向死亡的病人，並不是為了勸募器官，而是讓家屬能夠接受家人即將離開的事實，」他強調。
我不是禿鷹，想當陪伴家屬的天使
腦死者常是因為發生車禍等意外，早上出門還好好的，誰能相信他沒多久後就發生意外、躺在加護病房？「遇到這樣的衝擊，家屬會否認（不相信這是真的）、憤怒（怨恨肇事者，甚至遷怒醫護人員）、跟老天討價還價（求神問卜）、情緒低落，是很正常、很能理解的。」
「我在他生前沒有救他，現在不能再讓人拿他開刀！」《生死接線員》劇中家屬無法接受器官捐贈，甚至有人用「禿鷹」形容協調師，病人還沒去世就在旁邊虎視眈眈，想拿走器官。
「我不是禿鷹，而是想當天使，希望能陪著家屬慢慢接受事實，不管他們是不是有捐贈意願。否則他們的心裡可能留下一輩子的陰影，」謝佳恩說。
（謝佳恩（右三）與同事。圖片來源：彰化基督教醫院提供）
面對腦死病患家屬，他不會一開口就談器官捐贈，而是解釋病情，教家屬怎麼觀察病人的變化與反應，比如給病人痛覺刺激，他不會動也不會反抗，就表示病情在變差；反之如果他能理解旁人的指令，用手指比1、2，就代表有起色。
當家屬處在憤怒、討價還價的階段，如果協調師就去談器官捐贈，很容易引起家屬的厭惡，質疑醫療團隊是不是打算放棄病人，「我教家屬自己評估病人的狀況，心裡有數，病人到底是變好還是變壞，慢慢接受事實。」
跟家屬談器官捐贈，破題後就等待家屬沉澱、思考，如果2、3天後沒有表達願意捐，他也不會一再追問。「協調師能夠幫助家屬接受事實，就已經是幫到忙，至於捐不捐器官，我們尊重他們的決定。」
協調師會一直陪伴家屬，當他們發現摯愛的家人血壓、心跳不穩定，才明白原來死亡難以避免，這時可能會表態捐贈意願。
開刀房的門關上那一刻，我的心在淌血
他曾遇過一位年輕的父親，因車禍腦死，家屬決定捐贈器官，在推進開刀房的那一刻，才分別2歲、5歲的孩子不知這是生離死別，還蹦蹦跳跳的，孩子的姑姑突然開罵：「你們還在玩！怎麼都不哭？」然後往孩子白白嫩嫩的手臂用力一擰，孩子瞬間大哭起來。
「看到這一幕，我的心在淌血，」謝佳恩感慨，孩子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其實大人可以告訴他，爸爸用自己的身體去救別人，做了很了不起的事。「姑姑的反應說明，生死教育需要更多宣導、深耕。」
（謝佳恩（左二）擔任《生死接線員》技術顧問，指導演員演出。圖片來源：公共電視提供）
台灣2018年有9000多人在等待器官移植，但僅327人捐贈。國人普遍有「全屍」觀念，推動器官捐贈並不容易。
謝佳恩跟家屬溝通時會說：「只要你們當中有一位不贊同捐贈器官、心裡過不去，那就不要捐。每個人都可以表達意見。」因為如果沒有共識，做決定的家屬壓力會非常大，甚至埋下將來家庭失和的種子。
「器官捐贈是讓愛延續，捐贈者已經走了，卻讓活著的人很痛苦，這是不對的。」正如《生死接線員》傳遞的理念：器官捐贈的過程要盡量做到圓滿，讓生死兩相安。
看到「新」肝寶貝的笑容，24小時待命也值得
器官捐贈移植協調師必須24小時待命，因為沒有人能預料捐贈者何時出現。謝佳恩曾去花蓮玩5次，有3次被臨時叫回醫院，後面行程只好取消。「出國旅行睡得最好，因為手機可以完全關掉，」他笑說。
生死交關、隨時待命、評估及照顧病人、登錄捐贈者的檢驗數據、跟移植團隊各成員溝通協調，不能犯任何錯、面對悲傷的家屬、被質疑像「禿鷹」或「死神」......，器官捐贈移植協調師是一份高壓力的工作，為什麼能一做15年？
「看到這場面，就覺得付出很值得，」他拿出彰基換肝病友聚會的照片，病友和家屬笑得開懷。「17年來，我們3個協調師參與陳堯俐副院長執刀的550多例肝臟移植手術，讓這些家庭因而維持圓滿。其實每個捐贈或移植者都有故事，」他露出欣慰的笑容。
（看到換肝病友重生，是醫護人員最大的欣慰。圖片來源：彰化基督教醫院提供）
有位換肝病友見到謝佳恩便哭個不停，直說「活著真好」。她30幾歲就罹患肝癌，經歷手術、栓塞、化療，效果都不理想，只希望活到孩子上小學，如今完成換肝手術已經5年了，復原良好。
謝佳恩曾在心臟外科及神經外科加護病房工作，陪著病人與死亡拔河。「棺材裡躺的不是老人，而是死人，」他深有體悟。
不分男女老幼，傷病、死亡都可能隨時迎面而來。「因為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所以更要做好今天的事。如果我能做些事，讓這世界變好一點點，那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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