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照護者的憂鬱指數往往比病患高。（圖／記者李玉梅攝）
文／葉孋嬋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我們歡欣鼓舞地迎接新生命到來、感嘆年華的老去、擔憂身體的病痛、恐懼死亡的降臨，縱使明白這些歷程是無可避免的，但每當病痛來襲或面臨死亡的威脅時，無論是當事人或其家屬，都須用極大的心力來調適面對。
自民國71年以來，惡性腫瘤年年位居台灣十大死因之首，癌症末期病患面對危及生命的「病」以及不知何時離去的「死」，多數會出現害怕、焦慮情緒及憂鬱症狀，再加上生理機能隨著病程發展逐漸退化，心理及生理亟需他人協助。
隨著醫療政策的改變，住院天數縮減使得醫療照護工作轉嫁到病患家屬身上，癌末病患家屬不僅要照顧病人的生活起居，分擔患者的焦慮、憂鬱情緒，還要一肩扛起不熟悉的醫療照護工作，更需面對至親摯愛隨時可能辭世的事實。然而現今醫療制度只著重在病患治療，對於付出大量心力的家屬，其內心的焦慮與悲傷卻無法獲得最即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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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護理系唐秀治教授由自身所經歷的喪親經驗，以及成為護理人員後接觸的患者家屬身上，體認到現階段醫療制度對於病患家屬的忽視，因而開啟了癌症末期照顧者在喪親後憂鬱歷程的研究。
唐教授的研究指出，隨著病患病情惡化，照顧者的憂鬱程度會逐漸增加，並在病患過世後1～30天達到憂鬱程度的最高峰，之後在時間輕柔的撫慰下，憂鬱指數逐漸下降。大部分的照顧者都能慢慢調適，使生活回歸正軌，然而有部分照顧者在喪親6個月後，仍沉浸在強烈的哀傷憂鬱情緒中，甚至演變成重度憂鬱症或複雜性哀傷。
值得討論的是，相關研究指出在台灣癌末病患仍在世時，家屬的憂鬱程度較國外的高；喪親後的憂鬱歷程卻比國外的短。對於這現象，唐教授解釋：因為華人家族觀念較強，認為照顧親人是應盡的義務，是自己的責任，因此累積較多的壓力；在患者過世後，照護的壓力解除，家族也給予較多的支持，因而使家屬能早日走出傷痛。而歐美國家較強調個人主義，社會支持不像華人社會這樣的充足，這可能是他們喪親後憂鬱歷程較長的原因。
研究也發現，當照顧者自認缺少社會支持、缺乏照顧病患的信心，或感受到更沉重的照護負擔時，如身體健康出現問題、日常生活作息失調等，憂鬱程度會明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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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上，家屬常常被當成隱形人，大家或許認為家屬照顧生病的家人是天經地義的事，卻忽略了家屬也需要被照顧。」唐秀治教授感慨地說，由於醫院人力不足，對於癌末病患無法提供長期照護；站在病患的立場，長時間待在醫院也會降低患者生活品質，居家照護成為無可避免的一環。
然而，我們希望家屬自己照顧病人，卻沒有去評估家屬到底有沒有能力照顧病人，以及他們承擔照護工作的心理壓力。因此，唐教授認為照顧病人不應只看患者一個人，而應該把整個患者家庭看作是一體，才是正確的照護觀念。
唐教授希望藉由這些癌末病患家屬的經歷來提醒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應該特別注意容易發生嚴重憂鬱的高危險群，包括身體狀況不佳、憂鬱程度偏高、對照護工作沒有信心，或在照護過程中明顯承受高壓力的家屬，進行完整的評估，適當地轉介，並鼓勵照顧者抒發哀傷的情緒。也期許未來醫院能給予護理人員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協助病患家屬，陪伴家屬度過這段煎熬的時間，把喪親的衝擊降至最低。
作者葉孋嬋，《科學發展》特約文字編輯。本文刊登於《科學發展》2016年2月，518期，以及《科技大觀園-科技部》網站，經作者同意授權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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